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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拙著《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2009年版，以下简称《朱允炆卷》)出版后，承蒙广大读者朋友的厚爱，不仅畅销于中国大陆各地和宝岛台湾，而且还为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所收藏。所有这些都是当初我所不曾想到的，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2012年我到美国做讲座时，还应邀对建文帝的相关历史开了专场，赢得了海外朋友的肯定。对此，美国三大华文报刊《世界日报》、《星岛日报》和《侨报》都曾做了专门的报道。能有这样的结果，是海内外广大朋友对我莫大的安慰与鼓舞。
拙著《朱允炆卷》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介绍建文帝的专著，既然是第一部，又要全方位地把握好，确实不易。因为这位当政只有4年的大明天子自失国后在明朝官方文书中基本上一直是个被扭曲的人物。大约到了400年后的清朝乾隆时期官方主流才正式为他“扶正”，但即使这样，清人撰写的《明史·恭闵帝本纪》及其相关传纪也讹误多多，语焉不详。这些都是某些人封为圭皋的“正史”状况，那么野史呢？自明中叶起非官方的或言民间建文探寻之热浪却在不断地涌动着，有关建文帝和建文朝史迹的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版本越多，说法各异，历史谜团也就越发扑朔迷离。正因为如此，要想写好《朱允炆卷》谈何容易？为此我陷入了深深的困苦之中。就在这时，我在南京的学业导师也是我的忘年交、原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副主任潘群教授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与启示：如实地将已知的建文帝之事写出来，至于建文帝相关谜案目前揭秘到了何种地步，也一一呈现给读者，让大家一起来关注谜案，提供更多、更全面和更有力的证据，或许不久将来人们真的一一揭开历史的谜底。
就此，我对建文帝之谜问题开始了一一梳理。说实在的，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个皇帝会像建文帝那样拥有那么多的谜，也没有哪个皇帝像朱允炆那样能引发海内外人们那么多的探秘热情。不过，倘若我们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有关建文之谜其实也不外乎下列几个方面：第一，朱允炆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皇帝？第二，建文“新政”到底怎么啦？是不是如某些人所指摘的那样破坏“祖制”和复古倒退，从而引发天下共愤，直接导致了燕军“靖难”？第三，建文帝为什么会失国？第四，建文帝最后下落如何？ (一)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建文帝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皇帝？
按理说，一个皇帝的好坏自有公论，也有历史典籍记载为凭。可明朝的这位皇帝却实在是个谜，谜之症结就在于抢夺了他帝位的“好叔叔”朱棣上台后对建文帝朝官方档案进行了肆意的清洗，而几乎与此同时又开始在官书和官史中重新“勾勒”和塑造建文帝的形象，将其描绘成嗜杀成性、好色荒淫，甚至与禽兽相类的昏君闇主，是历史上无法找出第二个比他更坏的皇帝。不过当我们读到明代非官方人士对建文帝的描述时却发现，其情况大相径庭。
明代人曾记载道，“南京故老言：建文己卯、庚辰间，法网疏阔，道不拾遗，有得钞于衢者，辄拂其尘土，置高洁处，以石镇之而去。一时士风朴实，尚义者多，其所渐靡者然也。”(【明】张燧：《千百年眼·革除死难之多》卷12)著名学者顾起元也这样说道:“(建文)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及燕师之日，哭声震天，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革除”)这怎么可能？一个“荒淫、残忍”的皇帝治理下的国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治”景象；就连这个“坏皇帝”失国时也竟然“哭声震天”。无独有偶，明代著名史学家谈迁在他历史名著《国榷》一书中记载说：靖难之役后，朱棣进入南京，建文朝“其在任遁去者，463人”。清初学者谷应泰在他的史学著作《明史纪事本末》中也说:“成祖即位，编籍在任诸臣遁去者463人，俱命削籍。”(【明】谈迁:《国榷·惠宗建文四年》卷12；【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卷17)而建文朝文臣投降朱棣的却只有29人，这实在是一个让人迷惑不解的比例题与历史谜案。更有近世以来，海内外此起彼伏地有人出来爆料，说自己是建文帝的后代，就连“老外”也不甘寂寞，前不久法国足球明星里贝里说自己是建文帝的后裔。
如果建文帝真是一个“坏皇帝”，谁愿意出来将历史的屎盆子扣到自己或自家祖先的头上？我还没见过有谁自己主动出来说我是历史上某个大奸贼的子孙的呢!
因此，于史于理，我们都不难看出建文帝不是明代“正史”中所描述的“坏蛋”，而是一位很得人心的好皇帝。对此，清人在纂修《明史》和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在撰写《明史考证》时对以往的史料作了一番甄别与清理，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还原于历史的真相，这为今人全方位地正确认识建文帝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二) 那么历史上的建文帝为什么会留下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影像”？这就要我们从建文继位与“建文新政”说起。
建文帝朱允炆是朱元璋的皇太孙，如果不是他父亲朱标太子早亡的话，接替历史上少有的强势皇帝朱元璋帝位的应该是朱标，朱允炆理应是大明帝国第三代君主。但历史的“无情”就在于它并不按照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发展。洪武晚年的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变数”，迅速地将个性文弱的朱允炆从大明帝国第三位君主的位置上“提升”到了第二位，由此也就将他“卷入”了历史上重复出现的怪圈与漩涡之中——中国历史上往往出现这样的奇怪景象:开国皇帝后的第二代君主要么经历一番惊涛骇浪后才得以登位，要么是在皇位上坐不久或不得安宁，甚至会影响到了整个王朝的寿命。秦朝二世而亡；汉初惠帝短寿；东吴主孙权死后皇帝如走马灯地换个不歇；隋朝也是二世而亡；唐高祖武德后期发生了骨肉相残；宋太祖临终时居然上演了“斧声烛影”一幕……明朝也不例外。
作为一代雄主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似乎早就注意到了问题的潜在危险性，他在通过一系列的征伐与杀戮后，不仅确立了自己的绝对个人魅力效应——克里斯马型权威，而且还通过“洪武”尚武，严刑峻法治国理政，丧心病狂地大肆屠杀开国功臣勋将，其主要目的无非是为了确保大明帝国的长治久安。但朱元璋不知道，在传统社会里，建立在克里斯马型即“个人魅力效应”上的权威，是一种最不稳定的、“非常的”统治形式，它“是形容一个具有特殊品质，由于这种品质他超然高踞一般人之上，被认为具有超自然、超人的禀赋或至少是有非常特殊的力量和能力”(【德】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241)。当这个具有特殊品质的“超人”、“伟人”向世人谢幕以后，极为自然地引发出权威危机。所以在明初经过三十多年的“洪武”之后，大明帝国居然朝着朱元璋初衷相反方向发展，出现了“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明史·叶伯巨传》卷139)，甚至是“无一日无过之人”的局面。(【明】解缙:《大庖西上封事》，《明文海》卷47)
对此，晚年朱元璋似乎也意识到未来君主所面临的治国的严峻性。在他看来，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更需要的是“文治”，因此在洪武晚年他就适当地让他所寄托“文治”厚望的皇长孙朱允炆参与国政。但就实而言，具有特殊品质的“超人”之后，最不稳定的、“非常的”统治形式“克里斯马权威”危机并没有真正解决。恰恰相反，大明开国之初朱元璋乐此不疲地种植的“罂粟花”——分封制，随着“后朱元璋时代”的到来却结出了可怕的果子，大明帝国君位争夺战暗波汹涌。就在这样的非常时刻，生性文弱的书生、只有21岁的皇太孙朱允炆继承了大统，并迅速地推行了以“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和“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为施政纲领的“建文新政”。(【明】谈迁:《国榷·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卷11；【明】朱鹭:《建文书法拟》前编七)
“建文新政”这个说法最早是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提出的(详见黄云眉:《明史考证》，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9月第1版，第55页)，它是对建文朝实行的一系列维新举措的总体概括，在笔者看来，至少应该包括“更定官制”、“宽和政治”、“宽缓刑罚”、“宽免赋税”与推行“削藩”等五个方面(详见本书第3章和第4章)。
从整体角度来看，“建文新政”贯彻着一个核心精神，即“宽和”的“文治”。建文帝改变了朱元璋万机皆亲断的做法，尊重文臣学士，放手让臣下做事，扩大他们的权力范围；从制度设计上建立约束规谏皇帝职能权限的左右拾遗；宽和对待大臣，虚心纳谏和听取不同意见；并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人，注重礼教与德化，由此创造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初步确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改革中央官制，提高文臣学士的政治待遇，给知识分子创造更多的仕进机会，从而使得建文朝廷的整体文化素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与此同时，进行地方官制改革，“省并州县，裁撤冗员”，减赋全国、减赋江南，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改轻刑典，宽刑疏法，纠正冤假错案，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大明帝国的统治，等等。所有这些不仅仅是对洪武严刑峻法的纠偏，而简直是一大“反动”，更是明王朝实现长治久安的一步关键。在建文帝治理下，大明帝国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不常有的天下大治之前兆——“市不拾遗”。如果不是朱棣叛乱的突然打断，大明也很有可能迅速地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贞观之治”——“建文之治”了，甚至可能会出现君权限制意识之萌芽。
由此而言，在许许多多文臣学士看来，与将儒士位列妓女之后的元朝人和右武抑文、无端杀戮士大夫的朱元璋相比，建文帝就是百年难遇的仁德之君了。正因为如此，人们不难发现:建文帝失国之际，建文朝大臣压倒性多数选择了“出亡”或“殉难”，演绎了一出出极为悲壮的“建文悲歌”(笔者首创)。所有这一切，我们不妨将之归结为“建文情结”(也是笔者所创新论)。而这一情结一旦形成，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600年来有关建文帝出亡各地的传言层出不穷，善良的人们都希望建文帝不死。
毋庸赘言，建文帝是一位有理想、有作为的人格品德高尚的“宽仁”君主，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好皇帝。但历史的无情也就在这里，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少之又少的好皇帝只执政了四年，就匆匆地离开了政治舞台。由此拷问了一个古老的历史命题:得人心者得天下，真乎？ (三)
“得人心者得天下”最早是孟夫子提出的，其原话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孟子·离娄上》)在整个这段话里，孟夫子为“得天下者”指出了一条成功的秘诀：要想得天下必须得其民欲得其民就必须得其心欲得民心就必须对其实施仁政，这就是孟子“得人心者得天下”理论的完整内涵。简言之，“得人心者得天下”。就此而言，似乎让人觉得得天下就靠施仁政、行宽政即可成功了，可问题恰恰是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力矫洪武酷政，广施仁政、宽政，最后却失国了，这到底又是为什么？
这里既有建文帝个性上的缺陷——文弱，他是帝国“狼群中的羔羊”。而政治权力角斗场向来是不会同情弱者的，因此说建文帝失国有着自身性格的缺陷，天生文弱的个性使他一次次地错过了机会；又有治国理政实践中他采纳的指导思想不是“外儒内法”的汉代以后的儒学，而是方孝孺等人信奉的一些迂腐的先秦儒学主张，过分强调礼教、德治，对最大的也是最为阴险的政敌朱棣大讲“亲亲”，即使到了“靖难”战争白热化时，还要告诫自己的北伐将士：不要伤了朕之叔叔，让朕背负杀叔的罪名。这简直是将北伐将士的手脚全给捆住了，反而帮了政敌朱棣的大忙(【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卷16)；再有就是用人严重不当，对于李景隆等“至亲”过于信任与重用；而最高层领导班子中搭配也很不合理，建文帝靠着相投的趣味来组建他的领导班子，这样就造成了建文朝廷领导核心全是书生，没有人精通军事。随之也就构成了另一大致命失误——没有掌握好军队或言“枪杆子”。坦率而言，建文朝廷军队将领中不乏有勇有谋又善战的军事人才，如朱允炆的叔叔平安(朱元璋的养子)和瞿能父子等都是杰出的将才，可他们被压在了“绣花枕头”李景隆的下面，直到战事发生后才逐渐地被发现。但即使这样，还没有及时地得到大胆的提拔和尽其所能地发挥军事作用，这就大大地制约了建文朝廷军队自身力量的有效发挥，挫伤了将士们的积极性，造成了他们越战越没劲而燕军却越战越强的尴尬局面，想来就让人昏闷不已。(《明史·瞿能传》卷142；《明史·平安传》卷144)
其实在传统社会里，一个政权是否牢固与民心向背并没有过分直接的关联，绝不像孟夫子所说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它更多更直接的与是否掌握军队有关，换言之，谁掌握了枪杆子谁就掌控天下。建文帝政敌朱棣之所以能夺得天下，最关键的原因不是他多得人心——试想一个灭人“十族”、活剥人皮、挖人祖坟和轮奸别人妻女的魔鬼怎么会得人心？由此追问下去：那朱棣靠什么夺天下？又是靠什么来稳住天下的？(前提是只要它对占据人口多数的普通老百姓不过于暴虐)
答案还是军事武力或言枪杆子!不过对于这样的答案，有人可能要质疑了：建文帝在位时，军事武力绝对优势掌握在他那里，而不是在朱棣手中呀，怎么能说朱棣是靠掌握军事才得了天下的？我想，这里边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说明的：
第一，朱棣最初“靖难”的主要资本就是他“老爸”给的护卫军事势力和特殊的军事优惠权，虽说建文帝上台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随即对燕王府的军事势力进行了抽调和分解。但这是表面上的，其实朱棣造反早在洪武二十三年时就已经起意，并开始有所秘密准备(详见笔者《大明帝国》系列之⑦《永乐帝卷》上册)，真可谓蓄谋已久又树大根深。而从他逆杀封疆大吏张昺、谢贵那一刻起与随后打出的“靖难”大旗和一夜之间占据北平城等相关事情来看，皇位争夺战争正式开始时建文朝面临的政治与军事形势已经是相当之严峻。 第二，朱棣夺得天下是靠军事赌博赌来的。打了近四年的“靖难”战争，一直到建文三年底和建文四年初时，经人提醒，高皇帝的这位“好儿子”才领悟到，成功的秘诀不是一城一池一地的争夺，关键的关键还在于利用建文朝廷军队重兵在外、京师空虚之际，直趋南京，占据帝国的心脏地区，然后号令天下。至于全国臣民如何反应？
第三，朱棣自起兵造反那一刻就满口谎言，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忽悠了全国臣民。当然这种政治家的忽悠伎俩也没什么新鲜的，自古以来，夺得皇帝宝座或占据高位者多非善主，要么卑鄙龌龊，阴谋多多，既强词夺理又巧施粉饰，糊弄小民；要么巧舌如簧、拉大旗作虎皮，欺世盗名，等到了功成名就之时再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甚至对自己不雅的长相也要进行极度的“矫正”与美容，大明开国君主朱元璋就是这么一个典型。那么他的所谓的“好儿子”朱棣呢？简直就是朱元璋的克隆产品!就实而言，在治国才能方面他还赶不上自家的老爷子，但在欺世盗名方面可要比父皇强出百倍、千倍。
建文元年(1399)七月初七日，朱棣把将士们召集在一起，举行起兵誓师仪式，正式打出“清君侧，靖国难”的旗号，他慷慨激昂地对“靖难”将士说：“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国家至亲。受封以来，惟知循分守法。今幼主嗣位，信任奸宄，横起大祸，屠戮我家。我父皇母后创业艰难，封建诸子，藩屏天下，传续无穷。一旦残灭，皇天后土，实所共鉴。《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今祸追予躬，实欲求生，不得已也。义与奸恶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讨，以安社稷。天地神明，昭鉴予心。”(《奉天靖难记》卷1；《明太宗实录》卷2略异) 在这200字不到的“靖难”誓言中朱棣瞒天过海地撒了两大谎：
第一大谎，说自己是嫡出的，言下之意自己有继承皇权的天然优势与优先资格。至于他到底是不是呢？中国臣民向来很听上面的话，只有肚子吃饱就没有更多的要求，绝没有像古希腊人那样对“绝对真理”的理性追求。所以说朱棣也就根本用不着担心下臣或小民们向他讨要他是高皇帝嫡子的证明看看。在一般人的眼里，管他是不是嫡出的，反正都是高皇帝的皇子就行，就连建文铁杆支持者铁铉治下之人似乎也曾这么认识的。在济南市民向朱棣递交的诈降书中曾这样说道：“谁非高皇帝子？谁非高皇帝臣民？”(【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卷16)虽说名义上是诈降书，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出当时普通人还真可能弄不懂朱棣到底有没有继承皇位的合法依据？
第二大谎，说自己“受封以来，惟知循分守法。”那么朱棣真的守法了吗？明代官史已被粉饰得漂漂亮亮了，不过出乎朱棣及其子孙意料的是朝鲜《李朝实录》中却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乙酉五年(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六月辛卯“领议政府事平壤府院君赵浚卒”下记述了赵浚经历之事：“辛未六月(即洪武二十三年六月)以赞成事入贺圣节，道经北平府，太宗皇帝在燕邸，倾意待之，浚退语人曰：‘王有大志，其殆不在外藩乎!’”(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太宗恭定大王李芳远实录一》上编卷二，中华书局1980年3月版，第1册，P209) 洪武二十三年老皇帝朱元璋和皇储朱标都活得好好的，朱棣这般“倾意”善待朝鲜使者，究竟为何？据《李朝实录》所载，朝鲜人似乎比当时的明朝国人看得更清楚：“(燕)王有大志，其殆不在外藩乎!”这话说得再白一点，就是讲当时朱棣就起意要谋反并在暗中准备着。明成化年间苏州太仓籍进士陆容在他的笔记中也有相类的记载(【明】陆容：《菽園雜記》卷11)。密谋造反是传统社会里“十恶不赦”重罪中最为严重的犯罪，可到了朱棣的嘴里却变成了“受封以来，惟知循分守法。”
由此说来，在传统社会里政治家说的话人们千万别当真，而所谓的“正史”、“官史”更不可盲信!不过这是我们后人经过理性思考和反复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可600年前的当朝人与寻常百姓哪会顾得上这么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铁定真理”铸成了既定的历史，这或许就是从建文转向永乐那段非常历史的比较妥帖的注释吧。由此可以这么说，政治场有时堪称野兽角斗场，而在明初的那场政治群兽角斗中，不具备政治野兽特性的建文帝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个悲剧性的失败者。那么失败了的建文帝究竟下落何处？ (四)
建文帝最终下落何处？这是大明帝国第一号谜案。从朱棣“靖难”成功那天起，人们一直在寻找建文帝的最终的下落之谜。
目前为止，海内外有关建文帝下落的说法可能不亚于200—300种，笔者秉着兼容并包的理性态度曾在2008年制作了《明清以来有关建文帝出亡各地主要学说简表》，放在2009年3月出版的《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的第6章内，引起了海内外广大朋友的普遍关注。
但就实而言，在这么多的建文帝最终下落之谜的“学说”中有着十分浓烈的非理性成分。尤其是近年来，各地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大打历史旅游品牌，什么样的历史人物都可能挖出来，哪怕是坏蛋或文学虚构的人物，都成为了地方政府争抢的“宝贝”。最令人可笑的是有两个地方为了抢大淫棍西门庆的故里而几乎对簿公堂。那么对于历史上的好皇帝朱允炆就更不用说，谁都争着要。凡是发现老祖宗留下的某个不认识的“宝贝”，就用建文帝御物这个帽子罩着，甚至还有所谓的祖传家谱一类，言之凿凿。更有个别媒体记者可能从来也没读过《明史》或《明实录》一类的基本明史史料，就能以他的常理来判断某物是否与建文帝有关，这实在是
让人大开眼界!
其实有些所谓的文物、古物，只要读点历史的人都会知道。曾经有地方上抬出一枚螭首官印来，说是建文帝御宝。明眼人一看便知其假，无论是《明实录》还是《清实录》，对于礼制的记载都十分清楚，皇帝御宝是用龙的，也只有皇帝才能用这。螭首章印肯定是由比皇帝级别低的人使用，所以某地一抬出螭首官印来，道里人便知其在炒作。地方上在炒作，学术界也不甘寂寞，有些人明明知道就不说，或者绕着弯子说废话，什么也说不死，什么也不肯定、也不否定，由此造成了建文帝下落之谜的“学说”越来越多，越来越让人眼花缭乱。
在建文帝出亡各地说中，笔者先前觉得“苏州说”相对证据充分一点，不过也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2009年夏秋之交起应福建宁德地方政府的邀请，笔者与南京大学潘群教授等多次前往当地去考察，发现那里的古墓、袈裟与建文帝有着较多的联系，随后便力主“宁德说”。对此，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和新闻、综合等频道都予以了报道；而后承蒙中央电视台的厚爱，我与潘群教授等做客《科学教育》频道的《百科探秘》栏目，讲述我们的考古发现。几乎与此同时，与我和潘群教授素昧平生远在美国的华人记者柯伊文先生赶写了新闻稿，分别发给全球1
400多家新闻媒体，建文帝出亡宁德说就此开始为海内外人们所熟知。详细内容，请读笔者的另一专著《破解大明第一谜案》。 (五)
再说本书初版于2009年1月，原名为《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当时正值全国各地历史文化讲座特别热之际，笔者有幸受邀南京电视台、江苏教育电视台、安徽电视台、南京市委宣传部“市民学堂”和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人文讲堂”等单位与机构，主讲中国历史与文化，常常应接不暇，因而原书稿是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里赶写而成的。若从单句和叙述来看没什么问题，书的发行量也挺大的，但事后自己读读，总感到遗憾多多，老想着能否及早修订一番。2009年夏秋第二次、第三次印刷时，我曾想做个整体性的大修改，但实在没有时间，因为好多地方还等着要书呐。一晃四五年过去了，接到东大出版社朋友的电话，说他们打算整合我的《大明帝国》系列，重新出版，且为全媒体出版。我感到这既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又有无限的压力，但无论如何我得抓紧时间，对《朱允炆卷》做个整体性大修订。如今修订的稿子已经出来，除了基本骨架没变外，增加了第1章《明宫“淫魔”与历史谜团》，大修了第7章《建文“蒸发”与谜案追踪》，第2章至第6章主要在文字上做了大修改，之所以这样：第一，防止“盗版”。说起这事十分让人愤懑，现在我们社会中的有些人为了迅速地“脱贫致富”居然明火执仗地盗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最令人气不过的是连引用研究成果的作者也不署名)，据说还要做大做强，一点也不脸红。发生在文明古国里的这种事比比皆是，笔者反而倒为其感到害臊，文明古国里的某些文人之文明都不知丢到哪儿去了？倒是人家没多少建国史的老外文明之举让人感慨不已——前不久美国一位著名的汉学家想要参用笔者在澳门发表的论文内容，到处寻找笔者的联系方式。中外之间的差异仅此而已？第二，力求更加正确，更加完善。2009年版的《朱允炆卷》相对粗糙，有很多史料出处注释来不及进一步核实到位，仅仅大致注一注。这次修订版做了细化，便于研究者检验、审阅；第三，力求更加全面化。建文帝研究如果仅从朱允炆个人生涯角度来讲，就以他的出生到最后出亡大致勾勒清楚就行了，但事实上有关建文的事情贯穿有明一代，延续到清代和民国，甚至现代。明朝后来的皇帝都是明成祖朱棣的子孙，他们看待建文帝问题不可避免地戴着有色眼镜(万历帝似乎除外)。清代按理说应该好的一点了，但入清后有关朱三太子的下落问题困扰了清初统治者，因此在看似简单的建文帝问题实际上却十分复杂，为了给读者朋友一个完整的了解，本次修订增加了第1章。另外，考虑到原书名字较长，不易记忆，此次修订正式更名为《大明帝国》系列之④⑤《建文帝卷》(上、下)。
目前研究建文帝的论著不少，但全方位又客观地论述建文帝却没有。因此说，本书是国内外首创，既然是首创，又要客观、全方位地把握，是否真的做到了，笔者不敢妄自尊大，偏失之处在所难免，欢迎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马渭源
2014年7月14日 目录 上章 洪武“四清”政坛“先行” ● 太学生上书“泄天机”洪武默认系列“清洗”1 ● 云谲波诡大明新立雄主甄别天下官吏——洪武四年(1371)3 昔日同为“天涯沦落人”，今朝“相煎何太急”？4 尴尬的元朝遗民：是“节妇”、“剩女”还是“潜伏”者？7 朱元璋敏锐地感觉到：深挖革命队伍里的潜伏敌特分子很有必要45 全国官吏大甄别、大清理风暴：“录天下官吏”运动46 ● 一举粉碎“谋反胡党”深究牵出前任宰相——洪武十三年～洪武二十三年(1380~1390)48 朱元璋与“淮右功臣勋旧”之间关系的发展和变化49 洪武皇帝与淮右集团核心人物、大明宰相李善长之间的是是非非56 非淮右集团第二位悲剧大臣刘基及其浙东文人圈64 洪武皇帝与李善长为首的淮右集团之间的矛盾升级73 淮右集团权势巅峰时刻的到来——明代第三任宰相胡惟庸“独相”77 扑朔迷离的胡惟庸“谋反”案之突发88 深挖政界最大的潜在威胁——淮右集团核心人物李善长94 淮右集团核心人物李善长的大限——洪武二十三年(距胡案10年)96 ● 穷追猛打“蓝玉逆党”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洪武二十六年(1393)107 洪武帝再出三招，限制与防范军中功臣勋旧107 中青代顶级军事人才蓝玉及所谓的“蓝党谋反”案109 洪武帝双重亲家、大将军傅友德杀子案——洪武二十七年(1394)150 明初唯一的真正儒将冯胜私埋兵器案——洪武二十八年(1395)153 大明第一大将军徐达到底是怎么死的？156 下章 严惩贪渎“运动”深入 ● “歪打正着”“空印大案” 永革旧习长治久安——洪武八年(1375),《明史》记载为洪武十五年（1382）164 洪武开国后为何大明频频爆发腐败大案？164 明初政治与社会局势由乱到治的复杂性及朱元璋生性多疑——“空印案”167 “空印案”到底是不是腐败案件？168 这是一起明显的“冤案”，朱元璋为什么要“一错再错”地深究与严惩？169 ● 精明识破“郭桓大案”除贪务尽洪武犯难——洪武十八年(1385)173 人性的丑陋——贪欲恶性膨胀——“郭桓案”173 “郭桓案”定性与量刑正确吗？此案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杀？175 “盗用军粮10万石”的户部尚书滕德懋死后怎么会肠子里全是粗粮草菜？176 朱元璋严刑酷法惩治贪腐，创造中国反腐史之巅峰177 朱元璋残忍治贪的根本目的是什么？179 朱元璋为什么会那么残忍地治贪？180 洪武帝困惑犯难：重典为什么不能根治贪污腐败？181 朱元璋难题与阿克顿定律189 ● 尽逮积年害民官吏全面清除政界“垃圾”——洪武十八年～洪武二十年(1385～1387)191 逮积年害民官吏的界定192 开展清除形形色色的“积年害民官吏”运动193 洪武帝不仅鼓励大家要造贪官污吏的反，尽除民害，而且还对阻挠清除“积年害民官吏”者予以严厉的处罚202 捉拿“积年害民官吏”运动的升级与异化219 ● 清除社会逸夫惰民以求每方寸土安宁——洪武十九年(1386)前后231 社会逸夫、惰民的界定——宽泛概念232 松江捉拿害民衙吏案中案——清除社会逸夫惰民运动的“导火索”232 清除社会逸夫惰民运动的指导性“文件”——御制《互知丁业》等234 形形色色的逸夫惰民害民害人235 为何“与官府有关系”的逸夫、惰民害民害人事件屡屡发生？236 洪武帝对害民逸夫惰民惩治的升级237 ● 运动深化罪及妄言清除潜在舆论危险——洪武二十三年(1390)237 洪武酷政奇观238 洪武禁止人们“胡说八道”——“罪妄言者”运动240 ● 整肃秩序澄清国度轻松解决豪民巨族245 整顿秩序，澄清国度，影响后来的大明帝国245 巧妙地解决了有着一定隐患的豪强世族，稳固帝国社会、经济秩序245 严刑重典造成明初数十年思想文化的凝固，影响了帝国文化发展252 加强了绝对君主专制主义统治，为官僚制的全面推行创造了条件253 大明帝国皇帝世系表254 后记2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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